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那时的宁德，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俗称“闽东老九”，全地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正是在这样一个“老少边岛穷”的东南沿海欠发达地区，刚满35岁的习近平同志以深入调研起步，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开局，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决心带领闽东百姓摆脱贫困。 在宁德市坦洋村，一座距今有300年历史的廊桥默默见证了茶叶贸易的经久不衰。桥旁，一个水滴状缺口的石头艺术品默默地向外界传递着闽东人民“滴水石穿，久久为功”的精神。坦洋村的村支书李钦告诉记者，近几年，坦洋村村民每年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3000元以上，这个水平要远远超过福安市的人均收入。而能够取得这一成绩，和习近平总书记就职宁德期间，对坦洋村的帮助密不可分。 1988年，刚刚履职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坦洋村调研。在对村子的情况作了丰富详实的了解后，他提出了鼓励坦洋村因地制宜大力开发茶业经济的建议，在他的指导下，福安坦洋工夫茶叶有限公司成立了。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曾浓墨重彩地指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 透过文章的描述不难发现，闽东当年不仅工业发展缓慢，同时又面临财力弱、资金少的困局。这些类似的情况也是如今不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通病”。 如何破局？习近平认为，在整个国家的宏观格局内，必须有独到的“闽东思考”。 《摆脱贫困》一书中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段讲话，“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她的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成，时者易失！” 显然这样的思考把准了宁德的“脉”，而其思考的结果正是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大农业构想。 构想是美好，真正的脱贫还需要闽东人民的奉献与付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认识到，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至关重要。因此，他提出“立足于闽东的实际，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贯穿于脱贫致富的整个过程”。 1988年后，宁德开始在“树立精神文明支柱、抓精神文明细胞建设”方面，在抓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军警民学雷锋共建精神文明方面，在抓社会治安治理、开展“扫黄打非”“除六害”方面下功夫，并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同时，一场科技兴农的风暴也在宁德的广大农村拉开序幕。大批科技人员进入农业主战场，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有偿服务。农业院校为农村培养出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技骨干，造就一代新农民，使他们成为农村脱贫致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 这场风暴不禁让人想起了在大洋彼岸一个名叫舒尔茨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同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经济学论断，“脱贫经济学”。该论断看来，农业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会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往往会比其他方面的投资要高许多。 为此，舒尔茨建议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并且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 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定理与“脱贫经济学”的要点暗中契合，不同的是宁德定理是基于闽东思考在东方土壤之上结出丰硕果实，堪称“脱贫经济学”的东方版本。